《人类的破坏性剖析》读书笔记（摘要）（导论与一二部分）
导论
1.良性防卫侵犯与恶性破坏侵犯
侵犯的本能并非自然发生
人类破坏性的程度与文明发展程度成正比
2.本能（官能驱使力）与性格（人性热情）
性格是人的“第二本能”，是人的本能发展不良的替代物。人性热情是为了满足存在的需要（由人类的存在状况而产生的特殊需要）。
3.本书的一般前提与结论
(1)我们不把人的行为和实施行为的人分开；我们关心人性的驱力，无论它们是由直接可见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还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侵犯现象来说，我们要研究侵犯冲动的根源与强弱程度，而不是把侵犯行为与其动机分离，只研究侵犯行为。
(2)这些冲动可以被自己意识到，但通常是无意识的。
(3)可以说，这些冲动是相当固定的性格结构中的一部分。
(4) 广义上说，这本书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用的不是以本能理论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因此没有使用本能主义所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仍旧被许多人认为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本质)。
4.在弗洛伊德的第二段著作时期，他认为生命是被两种热情所统治——爱与破坏。但仍然将之归于本能，称之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本书并不这样认为。
5.本能纯粹是自然的产物，而性格根源的热情则是社会的、生物的与历史的产物。
它们虽然并不直接有益于身体的生存，但它们和本能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它们是人生的基础；人的生活兴趣、热忱与兴奋都由它们产生；它们是人的基本材料，不但人的梦由它们组成，人的艺术、宗教和神话也由它们组成。总之，一切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都是由它们组成的。
人无法只像一个物体一样活下去，如果把人贬低成一个吃饭生孩子的机器，人就会痛苦不堪，即使丰衣足食、生活安定亦无济于事。人要求戏剧和刺激，如果他不能在高等的层面上得到这方面的满足，他就会去制造破坏性的戏剧。
这些热情并不是在更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变得强烈。它们存在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根底里，它们不是正常的、 “较低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想办法供应的奢侈品。爱、权力、名誉、复仇等热情的追求如果失败，许多人会自杀，但由于性欲不满足而自杀，实际上却是没有的。这些非本能的热情刺激着人类，让他兴致勃勃，使他觉得值得活下去。
6.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的一切热情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都是因为他想使生命有意义。
要想使他产生变化，就必须让他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让他能够动员“促进生命的”热情，让他比以前更感觉到生命的活力与人格的完整，让他觉得比以前活得更有意义。这是唯一的道路。
否则，你固然可以把他驯服，却永远不能把他治愈。
话说回来，促进生命的热情固然会让人觉得更有力量、更欢悦、更有活力，人格也更完整，但是破坏与残忍仍旧是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答案，它的力量也同样强大。圣者是人性的，最严重的施虐症患者和破坏者也是人性的。生而为人，这是一种挑战，想找寻好一点的答案却失败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扭曲了的人或病人，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寻求拯救却误入歧途的人。
这绝不是说破坏与残忍就不邪恶，只是说邪恶也是人性的产物。它们确实是对生命、身体和精神的破坏，但它们所破坏的不只是别的牺牲者，也包括破坏者自己。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生命本身相克的境况:生命为使自己有意义而与自己敌对。这是唯一真正的倒错。了解它们并不意味着纵容它们。但是，我们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们产生、使它们扩张，并且想找出救治的办法，就非了解它们不可。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未完成的生物，我们务必创造适合人类生长的环境条件，并把这件事看做一切社会努力的至高目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独立，彻底结束一切剥削性的控制，便是促进人类生长的条件，这样的社会能够动员人类对生命的爱，而唯有对生命的爱才能打败对死亡的迷恋。
第一部分
随着世代的繁衍，人类会越变越坏。有一天他们会坏到这般地步，以致崇拜起力量，认为力量就是正义，也不再尊敬善行。最后，没有人会对错误的事感到愤怒，没有人看到可怜的人会自觉羞愧，这个时候，宙斯就会把他们一起消灭。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类仍旧有自救的余地，那就是，百姓们起来打倒压迫他们的统治者。
——希腊神话《铁钢时代》
一、本能主义者
1.洛伦兹的侵犯说
在洛伦兹看来，侵犯最主要的并不是外来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而是“固有”( built-in) 的兴奋状态，这种内在的兴奋不论外界是否有适当的刺激都会寻求发泄:“本能之所以这么危险在于其自发性。”(K.Lorenz， 1966) 洛伦兹的侵犯概念模式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概念模式一样，是流体( hydraulic )模式，认为侵犯性就像水闸后面的水或容器里面的蒸汽，会产生压力。
2.廷伯根 ( Tinbergen) 却把这个问题表达得非常清楚:“一方面，许多种动物都会同类相争，人也一样；另一方面，在千万种同类相争的动物中，人却是唯一同类相残的动物...人是唯一的集体屠杀者，唯一不能适应他们自己社会的生物。为什么会这样?”(N.Tinbergen， 1968 )
3.我们说爱有时会变成恨，其实，变的不是爱，而是受伤的自恋心理。也就是说，造成恨的原因并不是当事人的爱，而是他“非爱”的部分。
认为唯有爱才会生恨，这是把真理变成胡说。被压迫的人恨压迫的人，孩子被杀害的人恨杀害孩子的人，被折磨的人恨折磨的人，难道是因为他们曾经爱那些人或现在还在爱他们？
4.自知
对于弗洛伊德，“知己知彼”的意思是要去意识到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是极困难的，因为人的无意识成分会保护它自己，不让它被我们意识到，因此，人必然会遭遇到它的反抗力。
以弗洛伊德的用意来说，“自知”不仅是智性历程，同时是感性历程。斯宾诺莎的用意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大脑的知，而是心的知。 “知自己”是逐渐洞见心灵中秘密的部分，这不但是智性的洞察，也是感性的领悟。一个想要治愈自己病症的人，可能需用好几年的时光来认知自己，对一个真正想“做自己”的人来说，这是终其一生的事业，是没有一天可以停止的历程。
“知自己，会使人的力量日渐增加，因为抑制潜意识是很耗费精力的。如果我们能够自知，便不再需要抑制潜意识，原来的那份力量就慢慢地获得了自由，释放了出来。因此，一个人越是接触他内在的真相，他就越是觉醒，越是自由。
5.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深深的失落感和孤寂感，以前的人可以用上帝来保卫自己，逃避这些感觉，他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且关怀每个造物。进化论摧毁了这至高的创造者的画像，人也不可能再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天父。当然，有许多人把对上帝的信仰和达尔文学说混合在一起做自己的精神支柱。但是有许多人，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已经不在宝座上，却仍旧渴望一个神一样的东西。有人便宣布一个新的神诞生了，那就是“进化”，他们把达尔文当做新的先知。对于洛伦兹和许多人来说，进化论是新宗教的方向、新宗教奉献的核心。达尔文揭示了人类起源的最终真理，人类的一切现象，经济的、宗教的、伦理的和政治的都可以从进化论的观点做解释。
6.弗洛伊德是启蒙哲学最后的代表之一。他真诚地相信理性是人类唯一的力量，只有它能够拯救人类免于混乱与腐烂。他真诚地认为人应该自知，而他的方法是去发掘人的潜意识中的种种欲望与欲求。他失去了上帝，但用理性来补救——尽管他为此感到痛苦的脆弱，但是他没有转向新的偶像。
二、环境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
1.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完全受环境的塑造，否认两性之间有任何天性的不同（“灵魂无性别”）。
2.行为主义把不能直接加以观察的“主体的”（主观的）概念全部去除，诸如“感觉、知觉、想象，甚至思想与情感，因为它们是个体依自己的主观来界定的东西。”
3.自动化社会系统中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格言式的观念:“科技上能够做的，就应当做。”
如果制造核弹是可能的，就一定要制造，即使毁灭全人类也在所不惜；如果可以到月球或其他星球旅行，就定要去，尽管我们地球上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用这笔钱去做。这个原则等于是否定了一切人道价值，但它也代表了一种价值，这可能就是“电子技术”社会的至高价值。
迈克尔·麦科比( Michael Maccoby)博士对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做过研究，结果显示，为军事用途制造产品的工业比其他竞争性的工业更遵循“‘能’意含‘必须’”的原则。这一原则如此普及，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直接和间接为军事武力制造产品的工业，范围甚大；二是许多与工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心里已经被这个原则控制，大家对太空飞行的热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人的内在必然有一股力量为训练设置了界限。训练，在科学上固然成功，但去研究它的失败与界限也同样重要。你几乎可以训练任何人，让他按照任何你所希望的方式去行动； 但那只是“几乎” 如果这些训练与人性的需要冲突了，他就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你可以训练他，让他变为奴仆，但他会变得喜欢侵犯，或者生命力衰退；你可以训练他，让他觉得变成机器的一部分，结果他倦怠，喜欢侵犯并且不快乐。
5.实际上，新行为主义的整个原则就是这样:人的自利是这么重要，这么有力量，只要应用它(主要是用奖赏)就可以完全控制人的行为。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新行为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经验上:自私自利是无上的原则，超过了人类一切热情。
6.在现在的工业社会里，科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高的价值，一般人极难相信科学家的命令是错的或不道德的。
耶和华叫亚伯拉罕杀儿子，亚伯拉罕就去杀。如果不是耶和华半途叫亚伯拉罕停止，他可能真的杀了自己的儿子。在人类的历史里，千百万父母都曾经做过杀子祭神的事。对于信徒来说，不管是他们的神，还是与神等同的“科学”都绝不会发出任何错误的命令。
三、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异同
1.本能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是远古时期的人类，行为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是现代社会制度下的人类。前者是一种机器，只能制造远古遗传下来的行为模式；后者也是一种机器，制造的却是现代的社会行为模式。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人没有心灵。他们不承认人有心灵，不相信心灵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法则。
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尽管不同，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产生行为的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行为主义认为人是条件训练的产物，本能主义认为人是动物进化的产品。不管哪种学说，它们都认为人完全是由自己之外的条件决定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扮演角色、没有责任，甚至没有丝毫自由。人是傀儡，被本能的绳索或条件训练的绳索牵动而控制着。
2.本书的立场是要区分“官能驱力”与“非官能驱力”的不同。
官能驱力(即食物、战斗、逃跑、性欲——之前称为“本能”)的作用是保护个体与保证种族的生存；非官能驱力（源于性格的热情并不是没有神经生理学基础，但它们不是由官能需要所引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官能需要）则不是由种族演化而产生的驱力，也不是人人都一样的。这是对爱与自由的渴求，或者是发展成破坏性、自恋、施虐症和受虐症。
构成人类第二天性的非官能驱力，往往和官能驱力混淆。譬如，主观上感觉到的性欲(包括相应的生理表现)往往不是来自性的热情，而是源于自恋、施虐症和受虐症、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源于焦虑、孤寂和倦怠。这已经是精神分析学一再证明的事实。
强迫性的饮食也是同样的现象。
3.破坏性与残忍并不是本能驱力，而是由人类的整个存在处境产生的激情。它们是企图使生活有意义的方法之一。动物没有这些激情，也不可能有这些激情，因为这些激情最基本的根源是“人类的处境”。
四、神经分析对侵犯的了解
1.性格特征的力量，受自利的影响，而自利却是人人不同的。也就是说，性格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但会受到各种环境下自利需要的限制与影响。
精神分析的性格学与行为主义学说两者之间的基本不同就在这里。环境条件可由对自利的影响而发生作用，这些自利包括食欲、安全、赞扬、避免痛苦等。动物的自利非常强大，在反复而适当地增加影响之后，会看出它们的自我生存利益比性本能或侵犯本能等更强大。人类的行为当然也受自利的影响，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必然的。人常常会按照自己的热情来行动，不管是最低微的热情也好，还是最高贵的热情；他往往宁愿——而且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财产、自由和生命，以追求爱、真理与完整，或追求恨、贪婪、虐待与破坏。环境条件的制约不足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原因正在于此。
2.潜意识过程的发现、性格的动力学概念的发现，是彻底的发现， 因为它们深人了人类行为的根源。这些发现使人震撼，因为没有人能够再躲藏在他外表的善意后面；这些发现又是危险的，因为人能够了解自己和他人了，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社会就会从根本发生动摇。
【什么是社会根本呢？】
【完全的“知人”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正如上文所说，现实社会中会有人抑制自己的虐待性格或是其他不良性格，性格虽然是根因，但仍然受环境限制。如果所有人都具备有完善的知人之明、都知道他人的本性如何，那么克制性格上的缺陷就不再有价值，因为不会再有人相信；克制与忍耐、自我鞭挞自我牺牲也不再有存在的意义；再往后推，不会有人选择克制自己的本性，人性的丑陋面反而无从抑制←不过要看“知人之明”的定义到底细化到那一层了】
如果要去发现自己心里、社会结构里、以及自己所追随的领袖心中那些抑制的性格特征，比如自恋、施虐症、全能欲望、屈服、隔离、冷漠无情、无意识间对自己人格的出卖、自己“真实”概念的不真实等，如果要去发现这些东西，那就真的成了“社会的炸药”。
3.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是抗阻现象与移情作用，而不是欲力学说。
精神分析所要探讨的是潜意识的欲望，是阻抗作用，是个人因自己的需要与期望而对事实产生的虚妄看法(移情作用)，是性格特征中热情欲望与自我生存的需要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第二部分
五、神经心理学
1.不止侵犯行为如此，其他的冲动也存在这种二元性。事实上，大脑的结构是一种二元体系。除非有特别的刺激(外在的或内在的)，侵犯行为处在一种流体的平衡状态，因为引发区域和抑制区域互相维持着相当稳定的平衡。如果两个区域中有一个被破坏，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二元体系的平衡性。从海因里希。克吕弗与布西( HeinrichKluver & P. C. Bucy， 1934 )的早期实验开始就已经证明，把动物(恒河猴、狼、山猫、老鼠等)的扁桃体破坏，即使在强烈的刺激下，它们都会失去侵犯能力和暴烈反应——至少暂时是如此。
如果把侵犯抑制区域(如下丘脑核腹侧的一些小的区域) 破坏，就会制造出具有永久侵犯性的山猫和老鼠。
2.“逃跑”本能
赫斯首先发现，用电刺激猫的下丘脑区域，它会攻击，也可能会逃跑。因此，他把这种行为共同列在“防御反应”的范畴，意即这两种反应都是为了防御生命。两者是同等重要的。
在决定历史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本能性的侵犯，而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人类在社会上的种种安排、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努力，大部分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为了让人对领袖的高等智慧产生敬畏，为了让他们相信“荣誉”的价值，必须用死来威胁他们。为了鼓励他们去作战，要想办法让他们害怕“懦夫”或“叛国者”的帽子，或者干脆把他们灌醉推人战场，或者用战利品、女人来诱惑他们。历史的分析会告诉我们，逃跑冲动得以被压制以及战斗冲动表面上占了上风，主要是文化因素使然，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因素。
3.捕食性的侵犯与防御性的侵犯在神经生理学上是不同的。
人类在种族发展史上不是捕食性动物，从其神经生理学根源来看，人类的侵犯不是捕食性侵犯。
4.人类特有的而其他哺乳动物都没有的一种侵犯行为，神经生理学的资料却没有讨论过，即人有一种毫无“理由”地想杀、想折磨其他生命的倾向。他这样做，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自己就是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卫生命，而是为满足他的嗜欲，这样做本身就是乐趣。
【并不认同，虎鲸被发现有虐杀的爱好，猫狗也有过杀的行为。只能说动物中并没有大量的屠杀与虐待，但是这种划分/标准又十分模糊，狐狸咬死了一整个农场的鸡算不算是大量的屠杀与虐杀？再
进一步细分，正如后文论述的，应该说是种内的大量的屠杀与虐待。】
到现在为止神经学还没有开始去研究这些热情(由大脑受伤引起的除外)，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洛伦兹的本能、流体解释与大部分神经学家对大脑的认识是不相符的，而且在神经生理学上找不到正面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这种解释。
六、动物行为
1.在研究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侵犯时，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它们在自然栖息地时的行为与在俘虏情况下非常不同。种种观察报告显示，灵长类在自然栖息地时很少有侵犯行为，可是在动物园里的灵长类却表现出过度的破坏性。
对于了解人类的侵犯性，这一点区分非常重要，因为有史以来人类(除了猎人、食物采集者和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早期农人之外，几乎从来没有生活在其“自然栖息地”。“文明人” 总是住在“动物园里”，也就是生活在种种俘虏的情况下、种种不自由的情况下，而且即使在最进步的社会，亦是如此。
下面讲动物园中灵长类的几个例子，这些例子经过细心研究，可信度极高。最出名的例子可能是印度佛狒，是索利.祖克曼(Sally Zuckerman )1929- 1930年在伦敦动物园(猴山)所做的研究。这块地方长100英尺(约30.5米)、宽60英尺(约18.3米)。祖克曼观察到，这些动物精神很紧张，侵犯性非常强，身体壮的无情地政负锅小的，即使母亲都抢自己孩于手上的食物。
汉斯·库玛(Hans Kummer， 1951) 在苏黎克、研究过动物园中灵长类的行为。库玛把狒狒关在15码长(约13.7米) 27码宽(约24.7米)的笼子里，结果狒狒们常常发生激烈的厮打，伤势严重，库玛以前在狒狒发源地的衣索比亚( Ethiopia)研究过原野中动物的侵犯行为，他将两者进行比较后发现，动物园的母狒狒比自然栖息地的雌性狒狒在侵犯行为的程度方面高9倍，雄性狒狒则高17.5倍。
【此类研究中灵长类的生存空间确实远远小于其正常所需的空间，但是人类的活动空间是否相较而言也是如此拥挤呢？用灵长类在过于狭小的笼子里的实验数据，恐怕很难论证到在人类社会中的人类的侵犯行为身上来。除了部分特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拥挤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生态学家John B. Calhoun进行了一场名为Mouse Utopia Experiment（“老鼠世界”又译为“老鼠乌托邦”）的实验，似乎更能论证拥挤对行为的影响。】
环境对侵犯的影响，科学家曾以恒河猴为对象做过许多研究，特别是索斯维克(C.H. Southwick， 1964 )的研究，以及他与拜格(M. Beg)、斯迪吉(M.Sidiqi )共同所做的研究也是比较典型的。索斯维克发现，被俘恒河猴的“好斗”行为(即对冲突所产生的行为反应)的形式与频率主要受环境与社会状况的影响。他的研究从环境改变与社会改变两方面人手:环境改变是在固定的空间里改变动物的数目，社会改变是把新的成员加到原来的圈子里。他的结论是，空同缩小则侵犯增加，但把新的动物加到原已存在的社会组织里，则会“产生更多的互相侵犯”。 (C. H. Southwick， 1964) 。
2.我们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充足的食物供应并不能阻止因拥挤而造成的侵犯增加现象。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 依照索斯维克的观察，食物减少25%的情况下，恒河猴的好斗行为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减少50%的情况下，好斗行为却显著地减少了。
3.索斯维克的发现提醒我们，在拥挤现象里，我们至少要分辨出两个不同的元素:一个是空间的减少；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破坏。索斯维克观察到，把一只陌生的动物放在一个社群里，所造成的侵犯现象比拥挤还严重，这证明了社会结构的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索。
4.拥挤与人类的侵犯
勒浩森认为，想要救治叛乱、暴行与“神经官能症”别无他法，唯有“在社会中建立人数的平等，控制人口数量的适当水平”。（罗素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把“拥挤”和“人口密度”混为一谈是常有的现象，这在观念上造成了相当大的混淆。由于研究方法过分简化和保守，勒浩森忽视了现代拥挤现象的一个特点:即它有两个层面，一种是适合生活的社会结构遭受破坏(尤其是在工业化地区)，一种是人口量和经济与社会基础的不成比例(主要是在非工业化地区)。
人需要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他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些都是相当稳定的，得到通常人们所接受的观念与价值观的支持。现代工业社会里，传统的、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人际间的真诚关系却大部分消失了。现代人群里，人是孤独寂寞的，即便他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也无济于事。除了从大众传播系统里得到的一些口号与意识形态，他没有与别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把他和别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利益和金钱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1897) 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紊乱”( anomie)，他认为随着工业发展而日趋严重的自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此。“社会紊乱”一词，他指的是一切传统社会关系所遭受的破坏。这是因为“国家”过分发达，使一切真正的团体结构都变得次要了，而所有真诚的社会生活都已经遭到毁灭。他认为，生活在现在政治国家的人民是“无序的尘埃”(a disorganizeddust of individuals)。
【即拥挤≠人口密度大，人多的地方并不必然产生更多破坏】
侵犯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拥挤，而要看拥挤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包括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方面)。很明显，人口过剩——贫穷状态下的人口密集，会造成压迫感与侵犯。印度的大城市、美国城市里的贫民窟都是典型例子。如果缺乏适当的住宅，并且不断受到他人的侵扰，则人口过剩和因此引起的人口密集便是恶性的。人口过剩的意思是，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供应力，使它不能供应人民适当的食物、住宅与有意义的闲暇娱乐。人口过剩无疑会产生坏的后果，因此，把人口数量降低使之符合经济基础，是必需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能够维持密集的人口，则密集并不会剥夺居民的私生活，也不至于使其私人生活圈常常遭人人侵。
人类的拥挤与动物的拥挤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却并不相同。对于空间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需求，动物有本能的“知识”。当它的空间需要量和社会组织受到侵扰时，它会本能地用侵犯行为来寻求补救。在这些方面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这是它唯一的反应方式。而人却有许许多多反应方式，他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可以发展休戚相关的关系与共有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本能反应以外的东西。对于拥挤问题，动物的解决方法是生物本能的解决方法，人的解决法则是社会的与政治的解决方法。
5.支配权
动物间即便确实有从属关系，其作用也和领土保卫一样，是要使群体保持和平与周结，防止幸报、免于产生严面的争斗。人类却以契约、礼节与法律来代替失去的本能。
许多人都把动物的支配认为是领袖激烈的“跋扈”，认为领袖享受支配整个群体的权利。但人猿类(比如黑猩猩)的领袖，其权威并不是因为它最强壮，其他猩猩怕它报复，而是由于它的群体领导能力。科特兰德的报告便是一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年老的黑猩猩虽然身体已经不强壮，但由于经验与智慧，它依然是群体的领袖。
就动物群中的支配权而言，不论它扮演什么角色，非常明显的是，做支配者的动物必须时刻配得上它的地位，要表现出它优越的体力、智慧、精力或其他使它配做领袖的力量。德尔加多在对狼子进行实验之后认为，做领袖的猴子即使短暂地失去它杰出的优点，其领袖地位也会结束。
在人类社会中，自然支配权制度化之后，人的能力便不再像许多原始社会中那么有功用，做领袖的人不必时时刻刻都具有出类拔萃的优点，甚至根本不必具有优点。社会制度制约人民，让他们把名衔与制服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看作领袖能力的证据，而只要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还存在，还受整体社会体系的支持，一般百姓甚至都不敢问国王究竟有没有穿衣服。
6.在自然状态下，敌意以及毁灭性的与不适应的(maladaptive)侵犯行为，在动物社会里几乎找不到。
洛伦兹假定侵犯行为具有内在的、自然发生的刺激。针对这个问题，斯科特写道:
从我们现在的所有资料来看，高等哺乳类包括人——的争斗行为，是源于外在的刺激，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一种自发的内在刺激。情绪与生理的变化，延伸和扩大了这些外在刺激的效果，但并不是其根源。(J. P. Scott， 1986）
7.人有没有屠杀的禁忌？
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禁忌是有的，屠杀行为会产生罪恶感。
熟悉与共情( empathy)会使人产生屠杀动物的禁忌，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出来。把熟悉的动物或喜爱的家禽( 如兔子或山羊)杀来吃掉，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厌恶。很多人不肯杀这些动物，对他们来说，吃这此熟悉的动物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如果他们并不认识这些动物，便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人不仅不喜欢屠杀熟悉的动物，而且会觉得它们也和我们一样是活的。对于毁灭生命(尤其是令人产生共情的动物)，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有罪恶感。
战争的时候，所有的政府都想灌输给人民的思想是:敌人不是人。他们不用本名称呼敌人，而用不同的名字，例如第一次大战时，英国人称德国人为“野蛮人”(Huns) ，法国人称德国人为“德国佬”(Boches，含贬义)，如果敌人的肤色与自己不同，则这种“人性”的抹杀更是极端严重。希特勒把他想毁灭的政敌称为“下等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通例，即当一个人想让自己这边的人毁灭另一边的人，他总是想办法令他的士兵觉得自己屠杀的不是人。
被侵犯的对象可能是陌生人、近亲或朋友，对于侵犯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同。他把与对方的感情联系全部切断，把对方“冻结”起来。在他心里，不再把对方当人，而变成了“在那里的一个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严酷的毁灭行为都不会产生禁忌。许多临床实验的结果指出，破坏性的侵犯行为与暂时或长期的感情撤退有关。
当一个生物不被当人看待，破坏与残忍便具有不同的意义。
八、人类学
1.巴霍芬《母权》——母权精神
母性所产生的爱不仅更强烈，而且也更普遍……父性原则本质上是有界限的，母性原则却是普遍的；父性原则以群体范围为界限，母性原则却像自然界的生命一样，无边界、无障碍。母性原则产生出遍布一切人的“母道”，“父道”兴起之后，才让“母道”消亡。以父权为基础而建立的家庭，是封闭的个体组织，母权家庭却有典型的普遍特性，这是一切文化在发展之初的根源，它把物质生活与较高的精神生活加以区分。每个女人的腹部，都是地母狄米特(Demeter，丰产、农林女神)的血肉化身，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都是其他妇女所生孩子的兄弟姐妹，这个家乡
只知道人与人是兄弟姐妹。直到有一天，父性制度发展起来了，摧毁了众人不分的一体性，把尖锐的差异带给人类。
母权文化处处表现着“母道”，甚至在法律审判上也是知此。它是自由与平等的基础，是女神社会中常见的；它也是慈爱、怜悯的基础，厌弃一切的限制..……血缘感、同胞感都是以“母道”为根基，没有障碍，没有界限，对国家的每个成员都一视同仁。母权国家没有互相毁灭性的冲突与斗争……母权社会的人民尤其谴责对他人的内体伤害，甚至对动物的伤害……母权世界中，文化里渗透着温和的人道精神，埃及的雕刻甚至也有这种面部表情。 (J.J. Bachofen， 1967 )
2.社会性格
个人的因素会对某些人有单独的影响，即使在最好的社会环境下，某些人依然会有这些罪恶的倾向。但是，有的社会文化鼓励这些倾向，而有的社会文化则反对这些倾向，这两种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鼓励这些倾向的社会中，这些倾向就形成“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大部分人都有的症候群；在反对这些倾向的社会中，这些倾向便成了个人的一种异常现象，对整个社会无法构成足够的影响力。
3.生产的富余越来越多……人类发现：人可以把人当做经济工具来使用，人可以剥削人，可以奴役人。
4.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征服战
新经济的另一个结果，是征服战。不少学者认为征服战是为了聚集更多的资本，用以完成城市革命。但是，使战争变成长久的建制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原因:经济制度要想产生最好的效果，需要各个地区的联合，而政治上人们往往趋向于割地自守，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战争建制，就像王国与官僚政治一样，是人类的新发明，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那时和现在一样，战争的起源并不是人类的心理因素(如人类的侵犯性)，而是外在处境使战争变得有用。当然，这里面夹杂着国王和官僚们的权势欲与荣耀心，战争的产生则激发并扩张了人类的破坏性与残忍行为。
5.母权转向父权
社会与政治的这些改变，使女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宗教中的母亲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不再是丰饶的土地，而是智力:智力产生新发明、新技艺、抽象思考、国家与法律。创造力量不再是子宫，而是大脑，随着这个转变，统治社会的便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
巴比伦赞美诗《天地乖离，开辟之星》
他们把衣袍放在中央，
对长兄马杜克说:
“我主，在诸神中你的命运实属无上，
你命令‘毁灭’便毁灭，命令‘创造’便创造!
请用你口中的言词，毁灭这衣袍。”
他一命令，衣袍就毁了。
再发命令，衣袍又复原。
诸神、诸父看到他言词的效力，
就欢呼臣服:
“马杜克是主!”
——海德尔 ( A. Heidel)，1942
这个测验的寓意是：男人原来没有自然创造的能力一这种能力是只有土地与女人才有的；但男人用一种新的创造形式克服了他原来的无能——用言词(思想)来创造。马杜克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创造，战胜了母亲的自然优越地位，因此他能够取代她。基督教圣经的故事正好接在这则巴比伦神话后面:男性的神用言词创造了世界。( E. Fromm， 1951 )
6.城市文明的新原则发展出了毁灭的热情
依据我精神分析治疗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我确信，施虐症的本质就是无限制地、像神一样地想控制人与物。芒福德对于城市社会的诊断，支持了我的看法。
除了施虐症，在新的城市文明中似乎也发展着一种激情，即毁灭生命的冲动以及被一切死的东西吸引(恋尸症)。芒福德也提到在新社会中所发现的毁灭性的、死亡指向的神话，并引用帕特里克.格迪斯( Patrick Geddes )的话说，历史上的每个文明社会都是以活生生的城市为开始，却以尘土与骸骨的大坟墓(死者之城)为结束：用火烧焦的废墟、断瓦残垣的建筑物、空无一物的工厂、成堆的垃圾、遭受大屠杀的民众或论为奴隶的民众。(L. Mumiord， 1961)不论我们是阅读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故事，还是巴比伦尼亚的战争故事，都看到相同的精神：无限度的、惨无人道的毁灭行为。
（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文明又怎么会毁灭呢，而且比起欣欣向荣发展的社会中生命激情的倾向，这种毁灭激情完全是少数行为，这个事实不能论证任何结论啊……）
7.高德曼曾说，母权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阉割恐惧。
8.马努人（体系B）和杜布人（体系C）的社会体系很有意思
大部分社会都用习俗来尽量减少仇恨与恶意，杜布人却极力培养仇恨与恶意。他们认为，仇恨与恶意有最高的价值。杜布人认为宇宙里充满恶意，而且毫不压抑这种梦魇。依照他们这种生命观，美德就是选一个牺牲者并向他发泄恶意。他们觉得人类社会中和自然力量中都存在恶意；他们觉得整个生存状况就是一场拼命的斗争，为了争取财物人们互相陷害；他们在斗争中所信赖的武器就是猜疑与残忍，他们没有同情心，也不求人同情。( R. Benedict， 1934 )
9.破坏性与残忍行为在精神和宗教上的意义与动机
如果我们看一个现代的现象，对此或许有些帮助。这个可以和杀子献神相比的现象，便是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导致战争的原因是领袖们的经济兴趣，野心和虚荣心，以及各方面人士大量的愚蠢错误。但是，战争一旦爆发(甚至还没有正式爆发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现象。国家、国家的荣誉变成了偶像，参战的两方都自愿为这此偶像牺牲他们的孩子。英国与德国的上层阶级是这次战争的肇事者，开战不久，这个阶级的青年便牺牲了很多。他们的父母当然是爱他们的。但是，那些深受此种观念浸染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送孩子赴死，而那些去赴死的年轻人也不犹豫。古时候以孩子祭神，是父亲亲自杀孩子，战争的时候却是双方父母安排好，让对方来杀自己的孩子，这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战争发生的时候，肇事者明明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爱偶像甚于爱他们的孩子。
猎人首级也像宗教仪式性的食人行为一样，有宗教仪式的成分在内。什么时候从仪式行为变成了虐待和破坏性的行为，需要我们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对人的折磨残害可能极少有宗教仪式的意义一不管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现代社会，而是出自虐待性的冲动。
（出于“爱”或是“崇敬”的残忍仍然是残忍，如果不是因为本身的破坏性，如何解释由人创造出来的宗教居然要求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残忍的献祭呢？）
希望在今年结束之前能把下半本看完吧